乡村底层瞧不上就近入学 教育致贫被认光荣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从雍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底层的无力选择,教育所形成的选择性贫困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无论是真正的农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上层,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难以避免地致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最后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致认为: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家长们现在相互攀比,觉得蜀镇中学90%以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就片面认为习惯不好,镇上的很多家长就送子女去县里读了,农村里的家长看到镇上的家长都送孩子到县里读书,就认为镇上的家长肯定比他们更清楚学校的教学质量,于是纷纷也攀比着进县城。如此一来,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以至于蜀镇中学现在近95%都是农村学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贫困学生,生源水平也越来越差,而县城的学校则有更多的机会择优。很多没上县城的学生才留到蜀镇中学“就近入学”,蜀镇中学老师很不容易才能获得全县第二的教学水平和升学质量,可越来越多的老师却觉得没有成就感,因为生源水平每况愈下。

36岁的张泽军是雍村相对较晚的一批外出务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乌鲁木齐从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务农,家庭年纯收入约为2.4万元。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相比于城市里通过服饰、名车、住所等符号因素而标签形塑的最小差异化身份区隔,在农村里通过对子女教育的不同消费选择,更容易形成一个在认同度方面高低差异明显的区隔性身份序列。

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尽管村落中消费意识形态在不断兴起,且逐渐演变为剧烈的教育攀比,但这总体局限于农村的中上层群体,特别是上层群体的界限之内。

其二,各种决定命运的升学考试都要到陌生的城镇中去参考,这给本身就缺乏竞争优势的底层子弟带来更大的心理挑战。

这样的情况在笔者对该县蜀镇中学的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顾强告诉笔者,他被认为是从雍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选择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来收费甚高的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确实高——城里人挤破了头也想进入这些学校,自己虽然是农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着,说你在城里挣了这么多年钱,怎么还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呢?

其一,国家教材和升学知识考核的亲城逆乡性,底层群体要去学习他们根本没有生活背景和经验体悟的精密化知识符码,这与他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学习会比其他阶层面临更多的困难。

顾强告诉笔者,他被认为是从雍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选择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来收费甚高的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确实高——城里人挤破了头也想进入这些学校,自己虽然是农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着,说你在城里挣了这么多年钱,怎么还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呢?

在村落消费主义不断盛行的当下,教育也逐渐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竞赛,但此类竞赛仅仅是农村社区里中上层群体的文化较量,与底层无关。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笔者统计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属于公办民助类,在全县独立招生,中学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学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的学校入读,10%在附近另外一个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单办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之中,教育也仍然被作为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之中,教育也仍然被作为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笔者对该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调研发现,该校有8个教学班共174名学生,因各种困难获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资助的学生达141人,占81%以上。分析他们获得资助的原因,60%以上是因为离异,10%是因为孤儿,而家庭结构完整状态下的纯粹贫困却并不多。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2011年张泽军到外边打工,这才知道: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这么大,简直是天上地下。平时与工友聊天,大家都说只要有条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

而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小孩就读县城两所实验学校的比例则降低为30%,另外50%入读邻镇的单办小学和初中,仅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贫困户等村落底层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张泽军直言:“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绩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我们家娃娃成绩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读书。只有这样,周围人觉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则人家要笑话。”

□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选择性教育消费导致底层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出现“教育致贫”现象,而近些年来,随着城乡教育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层的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顾强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家里这几年过得特别辛苦,有时也是硬着头皮去“绷面子”。但这样的苦日子最多也就再坚持5年,大儿子如果本科毕业就能去从事机器研发工作了。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乡镇,而城关镇中学距离县城仅有15里,所以很多家长才会选择把子女送到城关镇中学去就读。另外,最近几年,县里宣传比较多的“城乡统筹教育综合改革”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概念,对我们这种地处乡镇的学校非常不利,它们夸大和渲染了城乡的差距,武断地确证了农村学校不如城里学校,很多家长也就此断定乡镇里的学校不可能比县城的学校好。尽管数据显示,每年我们排名全县第二,但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我们在说假话。

另一方面,乡镇的家长觉得义务教育阶段都免费了,认为不给钱就入读的学校肯定不好,所以挤破了头也要到县里上实验中学,即使去不了实验中学,也要想办法把子女送到县城里的其他学校。这些学校虽然说是就近入学不收取费用,但面对这么多从其他乡镇涌入的学生,他们很难真正免费,但很多家长反而觉得只有收费的学校质量才好,于是进一步催生了家长找关系去县城择校。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家长[微博]们相互攀比,导致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

教育:在农村是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尽管村落中消费意识形态在不断兴起,且逐渐演变为剧烈的教育攀比,但这总体局限于农村的中上层群体,特别是上层群体的界限之内。

张泽军告诉笔者:“几年前,村里的学校被撤,准备并到乡里的学校,乡里和学校来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乡里的学校,质量就跟城里一样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学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种地了。当时我是很支持的。”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尽管在物质收入上处于短缺,但这种村落中以“有出息”为显相的“面子”,却是谁也不能不顾及的村落舆论。家长按照送子女入读学校的等级层次,也被私下划分为一个与出息与否相关的高低等级序列,尽管这种分化相对于村民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长期处于被统计无视的隐匿层面,但它确实构成了村民们相互标签化的一个日渐趋盛行的分类标准,以至于选择性的教育致贫,被认为是一件与出息相关而无论怎样都合理的消费。

尽管在物质收入上处于短缺,但这种村落中以“有出息”为显相的“面子”,却是谁也不能不顾及的村落舆论。家长按照送子女入读学校的等级层次,也被私下划分为一个与出息与否相关的高低等级序列,尽管这种分化相对于村民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长期处于被统计无视的隐匿层面,但它确实构成了村民们相互标签化的一个日渐趋盛行的分类标准,以至于选择性的教育致贫,被认为是一件与出息相关而无论怎样都合理的消费。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教育:在农村是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笔者采取随机原则对雍村132位村民关于“怎么才会被认为出息”的问卷调研中发现,能赚钱确实是有出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比如雍村的张亮夫妇,两人从事农家乐经营,并进行柑橘种植,年纯收入在2.9万元左右,但村民并不认为他们有出息。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了,能够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升入重点高中。

4岁的小儿子顾叶,已经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入读2年,但顾强嫌该园教育质量不佳、没有进行英语(精品课)教学,打算在新学期转到该县另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每年要交1700元的学费,此外还要多交1000元的择园费。

2011年张泽军到外边打工,这才知道: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这么大,简直是天上地下。平时与工友聊天,大家都说只要有条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的帮助,感谢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与作者的多次讨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顾强有两个儿子,妻子无业。18岁的大儿子顾伟,在县实验中学读完初中,3年学费9000元。2010年顾伟考入该县两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镇中学,这是一所以艺术和体育为高考[微博](精品课)特色的农村高级完全中学,地处乡镇,90%以上是农村户口学生。2013年,顾伟考上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对学校不满意的他,选择到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芥县高中复读,一年学费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学习机电专业。

相比于城市里通过服饰、名车、住所等符号因素而标签形塑的最小差异化身份区隔,在农村里通过对子女教育的不同消费选择,更容易形成一个在认同度方面高低差异明显的区隔性身份序列。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乡村底层家庭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的基础上,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经过半年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底层社会中日益严峻的身份性分层:教育的竞争性消费。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与出息相关的选择性教育致贫是合理消费

□家长们相互攀比,导致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而社会底层则与这种教育消费的自由选择无关,他们只能就近入学,将子女送入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他们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每学期还要从县教育局领取小学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补助。

笔者统计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属于公办民助类,在全县独立招生,中学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学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的学校入读,10%在附近另外一个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单办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老家的县教育局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与固定住所(包括租房等),即可申请就近入学。在与妻子商量后,张泽军让妻子带着孩子到县城租房,同时妻子到县城里一个本村亲戚开的一家小饭馆里做洗碗工。利用这种租房合同和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社会关系,2012年,13岁的儿子张阳进入全县排名第三的公办学校——仙镇初中学习。

4岁的小儿子顾叶,已经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入读2年,但顾强嫌该园教育质量不佳、没有进行英语教学,打算在新学期转到该县另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每年要交1700元的学费,此外还要多交1000元的择园费。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笔者调研发现,在雍村从事农家乐经营的村民家庭,事实上年纯收入会达到3万元左右,但他们并没有被村民公认为是有出息的。

□乡村底层家庭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
□家长们相互攀比,导致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
□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
□乡村底层家庭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

其三,他们中的佼佼者即便幸运地进入了重点大学,但因为底层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当代社会,他们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机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区域和行业等多重非均衡市场分割现实以及城镇新移民现实生存危机的多重挑战,这些都是“教育改变命运”事实上的无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带来的高风险底层命运。

而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小孩就读县城两所实验学校的比例则降低为30%,另外50%入读邻镇的单办小学和初中,仅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贫困户等村落底层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家长们现在相互攀比,觉得蜀镇中学90%以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就片面认为习惯不好,镇上的很多家长就送子女去县里读了,农村里的家长看到镇上的家长都送孩子到县里读书,就认为镇上的家长肯定比他们更清楚学校的教学质量,于是纷纷也攀比着进县城。如此一来,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以至于蜀镇中学现在近95%都是农村学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贫困学生,生源水平也越来越差,而县城的学校则有更多的机会择优。很多没上县城的学生才留到蜀镇中学“就近入学”,蜀镇中学老师很不容易才能获得全县第二的教学水平和升学质量,可越来越多的老师却觉得没有成就感,因为生源水平每况愈下。

底层群体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面对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更大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弥补,反而却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挑战:

有出息的村里人要舍得送孩子去好学校读书

44岁的顾强只有初中学历,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1992年,他从雍村到县城拜师学习汽车修理,到如今在县工业大道租了两间稍宽一点的门面房,从事汽车修理工作,顾强属于雍村农业户籍意义上的社会中上层,年总收入约4万元。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东北师大[微博]教授邬志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刘怡然与作者的多次讨论)

有出息的村里人要舍得送孩子去好学校读书

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为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底层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蜀镇中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全县排名第二,仅次于县实验中学,却仍然留不住学生,一部分学生去了县实验中学。但让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更为不安的困惑是:城关镇另一所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不如蜀镇中学,中考的升学率也不比蜀镇中学高,为什么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源去了那里呢?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这样的情况在笔者对该县蜀镇中学的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的基础上,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经过半年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底层社会中日益严峻的身份性分层:教育的竞争性消费。

顾强有两个儿子,妻子无业。18岁的大儿子顾伟,在县实验中学读完初中,3年学费9000元。2010年顾伟考入该县两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镇中学,这是一所以艺术和体育为高考特色的农村高级完全中学,地处乡镇,90%以上是农村户口学生。2013年,顾伟考上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对学校不满意的他,选择到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芥县高中复读,一年学费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学习机电专业。

学生在学业与升学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文化机制,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习惯。随着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有的阶级结构也越来越重要了。

蜀镇中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全县排名第二,仅次于县实验中学,却仍然留不住学生,一部分学生去了县实验中学。但让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更为不安的困惑是:城关镇另一所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不如蜀镇中学,中考[微博]的升学率也不比蜀镇中学高,为什么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源去了那里呢?

底层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以四川芥县云乡雍村为例,该村地处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该乡是全县唯一不通公交车的乡镇,而雍村系该乡政府所在地,全村辖1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全村劳动力612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为180人,贫困户21户(66人)、五保户7户(7人)、低保户18户(48人),残疾人32人,个体工商户7户,有农家乐10家,种植业大户12户,养殖业大户6户。该村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间,地形复杂,多为山坡,土地资源有8737.5亩,其中农业用地面积为1983.53亩。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6856元。

笔者调研发现,在雍村从事农家乐经营的村民家庭,事实上年纯收入会达到3万元左右,但他们并没有被村民公认为是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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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军告诉笔者:“几年前,村里的学校被撤,准备并到乡里的学校,乡里和学校来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乡里的学校,质量就跟城里一样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学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种地了。当时我是很支持的。”

以四川芥县云乡雍村为例,该村地处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该乡是全县唯一不通公交车的乡镇,而雍村系该乡政府所在地,全村辖1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全村劳动力612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为180人,贫困户21户、五保户7户、低保户18户,残疾人32人,个体工商户7户,有农家乐10家,种植业大户12户,养殖业大户6户。该村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间,地形复杂,多为山坡,土地资源有8737.5亩,其中农业用地面积为1983.53亩。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6856元。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36岁的张泽军是雍村相对较晚的一批外出务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乌鲁木齐从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务农,家庭年纯收入约为2.4万元。

选择性教育消费导致底层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出现“教育致贫”现象,而近些年来,随着城乡教育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层的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图片 2CFP供图

张泽军直言:“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绩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我们家娃娃成绩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读书。只有这样,周围人觉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则人家要笑话。”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笔者采取随机原则对雍村132位村民关于“怎么才会被认为出息”的问卷调研中发现,能赚钱确实是有出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比如雍村的张亮夫妇,两人从事农家乐经营,并进行柑橘种植,年纯收入在2.9万元左右,但村民并不认为他们有出息。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乡镇,而城关镇中学距离县城仅有15里,所以很多家长才会选择把子女送到城关镇中学去就读。另外,最近几年,县里宣传比较多的“城乡统筹教育综合改革”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概念,对我们这种地处乡镇的学校非常不利,它们夸大和渲染了城乡的差距,武断地确证了农村学校不如城里学校,很多家长也就此断定乡镇里的学校不可能比县城的学校好。尽管数据显示,每年我们排名全县第二,但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我们在说假话。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最后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致认为:

从雍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底层的无力选择,教育所形成的选择性贫困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无论是真正的农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上层,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难以避免地致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44岁的顾强只有初中学历,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1992年,他从雍村到县城拜师学习汽车修理,到如今在县工业大道租了两间稍宽一点的门面房,从事汽车修理工作,顾强属于雍村农业户籍意义上的社会中上层,年总收入约4万元。

而社会底层则与这种教育消费的自由选择无关,他们只能就近入学,将子女送入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他们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每学期还要从县教育局领取小学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补助。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在村落消费主义不断盛行的当下,教育也逐渐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竞赛,但此类竞赛仅仅是农村社区里中上层群体的文化较量,与底层无关。

张泽军也承认,县城里各方面开支都很大,确实过得很辛苦,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教育层层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中,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群体而言,重点大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一方面,这需要家庭持续性的长期教育投资和丰富的文化资本传递,而这两项正好是底层群体相对最为稀缺的资源。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容许子女长达数年的教育周期性积累,在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内,他们也没有科学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予以理性培育与有效传递,他们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视教育,生存理性的强大思维惯性使他们急于期待子女尽早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谋取即时的报酬,哪怕所获的微薄报酬甚至根本难以满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更无法容忍这种投资所需要承担的高风险:毕业后即失业;

另一方面,乡镇的家长觉得义务教育阶段都免费了,认为不给钱就入读的学校肯定不好,所以挤破了头也要到县里上实验中学,即使去不了实验中学,也要想办法把子女送到县城里的其他学校。这些学校虽然说是就近入学不收取费用,但面对这么多从其他乡镇涌入的学生,他们很难真正免费,但很多家长反而觉得只有收费的学校质量才好,于是进一步催生了家长找关系去县城择校。

尽管雍村以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为代表的中上层群体具有一定的择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了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选择导致的教育致贫现象,在雍村的外出务工人口中显得格外突出。笔者对雍村外出务工村民的访谈中,顾强和张泽军两位外出务工村民的情况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顾强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家里这几年过得特别辛苦,有时也是硬着头皮去“绷面子”。但这样的苦日子最多也就再坚持5年,大儿子如果本科毕业就能去从事机器研发工作了。

笔者在追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村民提到张亮夫妇赚这么多钱,却只让孩子在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就读,他们认为相对于张亮夫妇的收入来讲,这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但对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乡镇就读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认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是被作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传。

难以企及的重点大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困难

笔者在追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村民提到张亮夫妇赚这么多钱,却只让孩子在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就读,他们认为相对于张亮夫妇的收入来讲,这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但对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乡镇就读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认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是被作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传。

老家的县教育局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与固定住所,即可申请就近入学。在与妻子商量后,张泽军让妻子带着孩子到县城租房,同时妻子到县城里一个本村亲戚开的一家小饭馆里做洗碗工。利用这种租房合同和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社会关系,2012年,13岁的儿子张阳进入全县排名第三的公办学校——仙镇初中学习。

双语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少年英语培训班,在芥县县城和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就连芥县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乡镇,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且不论这些幼儿园英语教学专业性水平有多高,但与身处真正底层社区中的云乡少年们相比,乡镇少年的英语学习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县的统一测试中,云乡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少年们,仅英语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县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说其他学科了。在最后城乡统一的升学考试残酷竞争中,他们根本无力取得一丁点儿的优势。

笔者对该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调研发现,该校有8个教学班共174名学生,因各种困难获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资助的学生达141人,占81%以上。分析他们获得资助的原因,60%以上是因为离异,10%是因为孤儿,而家庭结构完整状态下的纯粹贫困却并不多。

虽然教育的选择性致贫现象日益严重,但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事实上,越是处于偏远贫困的地区,教育教学资源就愈加显得贫瘠,类似于蜀镇中学这样的虽然地处乡村但教学质量还不错的学校确实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中国青年报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与出息相关的选择性教育致贫是合理消费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张泽军也承认,县城里各方面开支都很大,确实过得很辛苦,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虽然教育的选择性致贫现象日益严重,但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事实上,越是处于偏远贫困的地区,教育教学资源就愈加显得贫瘠,类似于蜀镇中学这样的虽然地处乡村但教学质量还不错的学校确实如凤毛麟角。

以英语为例,在笔者所调研的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最近几年,少年们才在小学三年级开始零星接受一点英语学习,而就在几年前,因为英语老师紧缺,少年们都是要到初一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且任教的英语老师甚至都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是由教语文的老师兼职授课。

尽管雍村以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为代表的中上层群体具有一定的择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了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选择导致的教育致贫现象,在雍村的外出务工人口中显得格外突出。笔者对雍村外出务工村民的访谈中,顾强和张泽军两位外出务工村民的情况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另一方面,录取制度和知识考核对底层群体也极不公平。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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